蒋新松院士（1931-1997）是著名的战略科学家，是中国机器人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曾任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所长、国家863计划自动化领域首席科学家。

  除了学术贡献外，蒋新松的思想境界、人格魅力，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恰值“科学的春天”四十周年，蒋新松的精神和品格仍值得广大科技工作人员学习、传承和发扬。

  凡与蒋新松打过交道、有所接触、对他有不同意见甚至曾受他批评的人，都由衷的认可和佩服他的勤奋和坚持。

  1965年至1976年，蒋新松在“文革”逆境中，主导完成了鞍钢1200可逆冷轧机数字式准确停车装置、复合张力系统和自适应厚度调节装置三项大型工程建设项目。曾和他一起在鞍钢工作过的科研人员说，老蒋的勤奋是超乎寻常的。早晨不到五点就起床，看书、设计或修改图纸，白天安装、试验、讨论，晚上坐在床上，嘴上叼着铅笔，看书、啃资料，不过十点不休息。这样坚持了整整十年，啃下了鞍钢冷轧机技术改造这块硬骨头！

  和蒋新松一起出差的同志讲，早晨不到五点，他就打开计算机或展开书本；与他一起出国考察的人说，一天旅行、参观、交流、宴请后，他往往一直干到半夜一两点，边看资料，边写报告；沈阳自动化所的司机都说，蒋所长坐车就一个要求：快！

  蒋新松的勤奋，不仅仅体现在学习与思考方面，他要调查规划、安排人力、游说上级、保证条件、检查落实，几乎从来就没闲着的时候。这不是一天、两天，几乎是天天如此、年年如此！

  蒋新松的人生轨迹，就是在一个既定目标下学习、思考、探索、实践、总结，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脚踏实地的做好每一件事情，然后再瞄准下一个目标，周而复始，驰而不息。他的坚持，既表现在挫折面前不气馁、持之以恒，也表现在成功面前不骄傲、心如止水。

  假如没有十年的坚持，鞍钢冷轧机改造不会取得成功；如果没有二十年的坚持，中国水下机器人不会从纸上谈兵变成深海利器。在他的成就和光环背后，是艰辛的付出，浸透着心血和汗水。他将自己的分分秒秒，都献给了祖国的科技事业！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勤奋与坚持，是每一位优秀科技工作人员和成功人士的必备品格。

  蒋新松一贯认为，作为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要源源不断地给国家、给社会、给公司可以提供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和新产品。对他而言，最高兴的事情，莫过于能有一个新的想法，一个能确定的项目，一项可操作的措施，一段能确切表达出思想的文字。最难得可贵的是，他能将这些新想法、新概念、新目标落到实处。

  蒋新松提出搞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大型过程工业自动化总体技术（CIPS）、现场总线、水下机器人、特种机器人以及工业机器人产业化，可以说，当时这在国内最早、或没人做过、或没人做出来过。按以往的情况，这些已列入国家计划的项目，做出样机、写成论文、顶多示范用一下，就可以交账。但在蒋新松手里，这些项目不仅实现了成果转化，实现了产品工程化，而且都占据了相当的市场份额。

  要将创新落到实处，必须有务实的理念、可行的目标、求是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蒋新松认定，工程技术项目一定要一竿子插到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完成“最后一公里”。他乐于也善于求真、求是，有一次他问同事：你说小平同志讲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中的“第一”，翻译成英文，是Metro（元）还是First（第一位）？他对与其工作相关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产品、产业化、企业文化等术语与内涵，都有自己独特的解释和精准的阐述。

  蒋新松认为，所有的事情，无论大小、不分行业，都有各自的内在规律，与外界有着各种不同的关联，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抓住本质、抓住关键，选择好解决实际问题的突破口，确定一条正确的实施路线，是成功之本。认识与实践相互促进，螺旋式上升，最终达到自由王国。这就是求是的过程，也是将创新做到实处的必由之路。

  蒋新松少时就有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感悟，学生时立下为国家做大事的抱负，经历人生挫折和历练后机会来临时，放弃个人享受，主动将振兴民族大业的责任扛在肩上。

  在“文革”中，蒋新松所研制的设备做风险性极大的试验时，他就顶着被批判、被打成破坏生产坏分子的风险，主动承担相应的责任。担任研究所所长后，敢于担当、敢于负责。例如：职工分房方案确定后，他在全所大会上对大家说，谁有意见找他；评定技术职称，他只是成员之一，为避免人情关系等问题，宣称自己有最后否决权。

  蒋新松从不将责任推诿给同僚或下属，麻烦、敏感的事情，他都自己扛着。1991年，考察俄罗斯远东海洋技术问题研究所，决定与之合作研制6000米水下机器人，他给当时的国家科委领导人写下军令状，负责并保证达成目标。1997年1月，就改进后的6000米水下机器人再次深潜试验遇到困难时，他表明了自己和研究所愿意承担全部责任，不推诿、不回避。报效祖国的赤子情怀，是他勇于担当的勇气和底气。

  在担任沈阳自动化所所长的15年中，“三感”——压力感、危机感、责任感，是蒋新松最常说的几个词儿。当研究所取得成绩和进展时，很少看他喜形于色，也不许别人沾沾自喜，他告诫全体员工：“天外有天，骄兵必败”，“机不可失，时不待我”。他将“三感”传递给全体员工，勉励大家要永不止步，永远朝着更高、更远的目标迈进，他自己更是用“三感”不断鞭策自己，一直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下，国家各项事业蒸蒸日上，随之而来的也有泥沙俱下、浊流涌动。蒋新松始终秉持科技工作人员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为我们树立了严于律己、洁身自好、以身作则的榜样。

  不弄虚作假，坚持实事求是。对研究所承接的科研项目，蒋新松要求一定要重实效，决不能写个总结、交几篇论文、开个会就算了事。在填报科研成果经济效益一项时，他要求研究所科技处一定要把好关，决不能虚报、夸大。例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研究所引进了一台外国设备，消化吸收后再自行制造，由于时间、经费、技术等原因，有人提出将原设备表面处理一下，顶替交账。蒋新松闻后大怒，严厉斥责，直到经过攻关超标准完成了该项目。

  不跟风随俗，出淤泥而不染。一段时期，有些单位日常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迎来送往，某些专家热衷于受邀参加各种评审会、鉴定会。一开始，蒋新松偶尔也应邀参加过几回，后来就不参加了。一是他本人拒绝那些无聊的会议，二是再也没人请他了。因为他不喜欢大讲溢美之词——不是世界领先、就是国际先进，更多的是讲一些不足或值得改进的地方，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他不喜欢随波逐流、趋炎附势、惟上是从；为了公事，不止一次和上级领导理论是非，甚至发火儿。

  不贪图名利，始终洁身自好。蒋新松把自己的成绩、沈阳自动化所的成绩、国家自动化科技领域的成绩，首先归功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与他共同奋战的上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科学技术人员——“敢死队”。他本可以在亲自策划和组织实施的项目完成者名单上填列其名，或至少拿一份奖金，甚至也可通过手中的权力，谋得一些好处，但他没有！和研究所班子的同事一样，每年拿着规定的奖金。

  蒋新松说，他没有参加具体工作，没焊过一条线，没编过一条程序。至于提出建议、申请课题、参加试验等，他认为是所长应当做的本职工作。1994年，他得了“光华奖”，有人说：老蒋太抠，起码也得请人吃一顿。他曾私下讲，该拿的坦然拿，不该拿的一分钱也不要。孔子曾言：“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蒋新松之所以有很高的威望，自身硬、自身正是其重要的原因。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蒋新松也有自己的缺点和“毛病”。和他打过交道的一些人有时会说，蒋新松“傲气”“霸道”“严苛”。“严”的有时不近人情，“霸”的有时说一不二，“傲”的有时视而不见。

  很多人都知道，蒋新松从不媚上压下、欺软怕硬。的确，他对那些违反规章制度，特别是影响集体利益、包括极个别谁也不敢管的人，绝不手软，批评、呵斥、处分。对不想事、不干事、混世度日的，当面甚至当众指出，不留情面，绝不姑息。这样一个严厉有余、霸气十足的人，却很喜欢别人与他讨论甚至争辩专业和管理上的问题，也很喜欢别人当面提出批评和建议。他不搞任人唯亲，不搞小圈子，看不惯勾心斗角、阳奉阴违。

  对于不同意见，只要当面提出，蒋新松会认真考虑，不会固执己见。人们有时也议论他：平和一些、谦和一下、委婉一点儿，不是更好吗？说话直来直去、办事脚踏实地、做人清正廉洁，不会弄虚作假、不会请客送礼、不会拉帮结伙，这就是蒋新松的性格。所以，才会赢得研究所上下的拥戴，自觉自愿的跟着他——“活着干，死了算”。

  蒋新松的这种性格和工作作风，得到科技界很多领导的信赖和尊重。当时的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不止一次在蒋新松呈送的报告上做过细致批示。时任科技部部长朱丽兰说，蒋新松绝对是个科技帅才，是个难得的战略科学家。原中科院副院长胡启恒说，我与蒋新松共事多年，深知他才高出众，并有着困难压不倒、挫折摧不垮的顽强斗志和蓬勃朝气！

  蒋新松以其勤奋和坚持、创新与求是、担当精神、职业操守以及人格魅力，塑造了自己的精神和品格，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科技工作人员，这也是我们至今仍缅怀、纪念和学习他的原因所在。

  作者：纪慎之，曾任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所长助理等职，现已退休；梁波，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研究员